中国人论人数，占据了世界18.82%之多，差不多每5个人类中，就有一个是我正宗炎黄子孙。按这人口比例，中国人中出一堆“学术大师”，再顺手牵手几个诺贝尔奖，本应是理所当然之事。这事，本当与我妈上街买菜，摞回一袋面包油条一样平常而简单。“人口红利”自然的意味着交流活力，与重大的创造驱动力，否则是不正常的。经济学大咖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就说过，一个“正常国家”的创新优势及人才出产率，必然与其人口比重有莫大关系。典型如小日本，人口一亿，占我们1/13，从年~年，已经19次夺取诺贝尔奖，平均每年刚好有1人获奖——尽管，当人家年提出“50年摘取30个诺贝尔奖”计划时，我们使劲嘲笑过他们吹牛。反观新加坡等，经济再发达、机制再优越，也难冒出个诺贝尔来，只因小国，格局上永远都只能是“大师收容站”。况且，中华民族论文明积淀，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说独占鳌头，也不会在前三名之外。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文化大国，几千来各行各业的“大师”，灿若星汉犹如泉涌。事实早就证实，我们中国人论才智、论能力本身，不会比任何国家差劲——除了足球没脸显摆一二。孔子、庄子、韩非子，伟大分子灿若星河，何尝输给苏格拉底、柏拉图、普罗泰戈拉？即便到了现代，是一度陷入积贫积弱的泥泞，可五行八作的“大师”依然满天飞。就拿我前段出差，所至的昆明西南联大来说吧，存在时间前后不过8年，总毕业生只名，却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名两院院士，及多位在人文学科领域堪称“大师”的人物。聊表一枝，足报发潜阐幽之深意。我们中国人，何必妄自菲薄，失掉自信力？但到了当下，我们又确实落入一种莫名其妙的尴尬之中。这种现实尴尬就是：中国人口乃世界之最，中国人才智也从不逊于人，何以到了当下，不止是科技圈落于人后，素所傲娇的人文艺术界，都几乎再无“大师”出现？倒是各种变蛇的、国术的、耍医药的“大师”，王林马保国那类货色，在抖音一天都能刷出个百八十个来，令人啼笑皆非，心情为之黯然。当代中国，“学术大师”何以突然断港绝潢，何以会成为“断代物种”，只怕大家都想不通也想不开。而这个问题，大体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年，94高龄的钱学森，面对重量级来访者，忍不住感慨\牢骚：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他接着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可惜15年过去了，掀天揭地的国家社科基金日夜不休投入研究，这个问题似乎依然是桩“悬案”，是一道“天问”。可在我看来，答案始终是若隐若现的，困难在怎么表述而已。很显然，“大师”不是孙悟空，不是石头蹦出来的。要能很好地生产“大师”，而且得是可持续量产，其核心在于，必须得先有能冒“大师”的学术土壤与社会环境才行。因为，更显然地是，大师可不是哪位领导“培养”出来的，不是甩一堆资金可以“规划”出来的，更不是那个伯乐“相”出来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氛围与生活环境下，潜心所学才能茁壮成长的。而我的看法，这种社会氛围与生活环境，具体需要的是什么呢，从历史经验而论，说起来，其实也挺简单：其一，让文化精英们生活条件足够优越，可以安心工作，没事就不要太干扰他们。让他们不必每天睡前早起都为“开门七件事”发愁，不为房贷车贷压垮身子，不需要为了家人过得体面一点而去弄虚作假，攀附权贵，需要到处陪吃陪喝，也不需要为了不相干的东西去开会，去背书，去表态。其二，学术与文化就是观念创造，尽可能允许他们胡思乱想、独立不羁，文化人精神与思想一旦奴化，资质再好、读书再多，都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管理者要有气度，不要总想着制服他们，总让他们乖乖听话，让社区有些杂音乱不了。对于文化人来讲，精神不独立，思想不自由，真理则无法发扬，“毋宁死耳”。如果司马迁和鲁迅服从“倡优蓄之”的命运，只服务于一种思想标准，断然不会千古一人。其三，“言论市场”尽可能“市场经济化”，从而让各种“异端邪说”都能相互交流和碰撞，不要动不动去规范他们，去治理他们。万马齐喑，学术必亡，是人类漫长历史淬炼出来的经典经验。人性总是趋利避害的，文化人懦弱尤其经不起吓，如果他们有高明的想法都没机会交流，没方式或不敢说出去，如何安身，如何创造？否则，即便我们有了“大师”，他们也是会自动消亡的，对不对？明人高启诗云，“一竿护惜不忍剪，何以持钓横江鳞”，有些既“惜”又“剪”的条件是必要的。而且，我浅薄地想，“大师”出现的社会氛围与学术环境的养成，最后必然需要落实到最关键一点，那就是机制保障。这种机制，可以不断试错，但必须得不断朝良性化方向前进，慢一点也可以等待。只是既然是改良，必然又会触及到利益链，所以又务必得保障这样一种思想氛围：能够对自身社会的文化有比较深入的反省意识，进一步确立必须改良的决心，从而使得中华文明真正复兴，完成漂亮的现代转型。过去的中国历史，人文学术最发达的时段，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乃至往后，都是这种社会状况最有利于思想学术蓬勃兴复的先例与。所以，要落实正当与合理的“大师培养计划”，一定程度的“复古改制”与继续深化的“师夷长技”，既是学习的两大入口，也当并行不悖。自己的优良传统不能丢，邻居们的成功实践一样不能忘。中国人论才智、论勤奋，从来都不输给任何异国他乡人。我始终相信，唯有如此，当我们的社会环境与学术土壤可以让文化精英们，有底气可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大师”不需要呼唤，也会雨后春笋般涌现，成群结队而来，你我想拦拦不住。我们所念兹在兹的民国，在国家沦灭之际，学术大师辈出，所仰仗的最基础条件不正是以上所说的么？彼时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有何”硬件条件“可言，照样足以跟世界第一的牛津剑桥抗衡。一些看似很复杂的问题，经常不妨简单化理解。为了更好地说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看在当代，美苏这两个绝然反差的国家，在“大师”出产率上的截然相异点。美苏两国，体量、国力等因素基本对等。但对比这两个国家，以最形象的诺贝尔奖为例，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既有趣又使人惊愕的事实。即二战以后，诺贝尔奖获得者很快大面积出现在美国，且经久不衰至今。年至年，美国获奖人数高达人次。而表面上同样强大的苏式战斗民族，自年12月30日成立，到年12月25日瓦解，长达69年的时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只有8人次，而美国则高达人次，高出前苏近20倍。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悬殊，真令人惊讶，几乎不可思议。这当然有冷战、移民等因素，但这绝非根本——如果这是根本，那就根本无法解释何以美国至今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最集中、“学术大师”最汇聚、生产出的文化与科技“大师”人数最多的国度。而它的对手不要说什么“大师”了，最终只能在各种强盛的口号与虚假繁荣中，逐步灰飞烟灭。我以为，核心就在于，社会氛围与学术环境的最大化反差，也最大化地影响了两国“学术大师”的出现率。而所有问题的根本，则在于社会土壤、学术机制等方面的牵制。我们现在的问题，自然也不在是否出得了“学术大师”，而在于能否出很多、且持续量产，积水成渊，经久不衰。过去托马斯.艾略特说，“历史是现实的答案”。论“当代现在何以出不了学术大师”，隔岸观火看历史，理应有所深思吧。只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我就点到为止吧，这是一种识趣，也算一种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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