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任大刚

与上世纪上半叶的普通中国人相比，这个时代的普通中国人，从50后到00后，有一个显著区别，是强烈的新闻需求。

这是可以理解的。起先是外界的政治动荡，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后来是外界的经济、文化娱乐长驱直入，进入每个人的生活。

社会越巨变，新闻需求越强烈。这是人的安全需求和求生本能使然。今天，一个人没有掌握必要的新闻，就像失去粮食一样有不安全感，陷入某种莫名恐慌。因此哪怕是假新闻，甘之如饴的大有人在。

如果重回18世纪，看看法国大革命前夕巴黎的“自媒体”如何广受欢迎，对今日自媒体可能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其大体状况，观者可以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谣言与舆论》这本书知其堂奥。

01

首先要说明的是，“新闻自由”这种东西，是法国大革命之后，19世纪才逐渐出现的奢侈品，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前，根本没有什么“新闻自由”可言。

反而迫害新闻业的著名事件就有：

16世纪后半期，曾有数名采访者受到断手、拔舌甚至处死的刑罚。

年，教皇庇护五世将记者弗朗科处以绞刑。

年教皇又发布谕旨，禁止手抄新闻，凡手抄新闻作者和发行者及知情不报者，均将被判有期徒刑或死刑。

年，一个手抄记者团领袖加贝洛被吊死示众。

直到17世纪后期，教皇才逐渐放宽针对新闻传播的处罚。

但贸易的持续发展，新大陆的发现，产业革命开始萌动，使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干新闻实在是个获利甚大的行当。

加之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如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80年代的年中，法国男性的识字率从29%增加到47%，女性的识字率从14%上升到27%；

在苏格兰，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男性识字率从25%提升到78%；

英格兰，17世纪中期的男性识字率大概为30%，18世纪中后期到了60%以上。管制不得不有所松动。

但限制仍然很严格。

在巴黎，干新闻的，要把作品送呈警察总监审核。警察总监过目后，会删去那些他认为不恰当的字眼，之后再将修改过的一份样本交还给个人，总监处保留着另一份样本，以便与公之于众的新闻比对。

所谓“官方许可的工作室”其实就是在警方监管下工作，警方可以对其内容进行审查、扣押、删改和剪除。

但这显然还不能保证当局能够打赢舆论战。

巴黎的补充方法，比较有特点的是设置“苍蝇”。

苍蝇也就是暗桩，他们游荡在皇宫、杜伊勒里宫附近的散步广场、法院前的广场，著名的小酒馆和新闻作坊周围、入市税征收处，以及郊区边缘的关卡。

这些人领取薪金，去探听这座城市的“传闻”，他们很难深入“民众”的核心圈子，因为民众总会飞快地发现他们。

暗探每周需提交一次报告，警察总监要将它们定期呈报给国王。

国王路易十五对报告的内容很感兴趣，总是让他的私人助理大段大段朗读出来，他会迅速惩罚那些在众多报告中逾矩的人，或是那些传播被禁止的观点的人。

通常“苍蝇”都是从那些小偷小摸或者坐过牢的人里招来的。警察总监要求得到第一手的信息，而有些懒惰的苍蝇根本不去探寻，只依靠一些报纸上的新闻敷衍了事。

在年，新的警察局长马维尔决定亲自把自己打造成“舆论领袖”，他的办法是自己编造新闻，把它们写进要给他们检查的手写新闻中。

他们会插入一些他们喜欢的谣言来替换掉他们不喜欢的，于是，“合法新闻”以一副半真半假的面孔出现在巴黎。

02

新闻作坊的新闻是从哪里来的呢？一部分来自于信息员。

信息员中，有些人专攻文学或是戏剧，有些则游走于时尚的约会地点，从杜伊勒里宫走到皇宫，途经卢森堡公园，一路收集流言蜚语。

在郊区，有些小酒馆的老板也成了信息员。

▲《女神游乐厅的酒吧》，爱德华·马奈，（图/网络）

最受尊敬的信息员，是豪宅里的佣人、随从、跟班、门卫、马夫们，只要给他们钱，他们就能经常提供所谓的“小道消息”，即那些大人物的爱情和放荡生活。

当然，也不能缺少“驻外人员”，他们把从荷兰或是其他国家的报纸上读到的新闻传递回来，并在关于法国外交政策的评论上，添油加醋。

有位叫科尔塞的，是杜布莱夫人家的膳食总管，他同时也是一个设在杜布莱家的并不为女主人所知的地下发行机构的负责人。

大家都坚信，他从他的女主人那里窃取新闻，滥用着她对他的信任。这位负责人雇佣了6个人为他建立与巴黎及外省之间的联系。

问题是，科尔塞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只能依赖他的兄弟保罗，而保罗是为阿尔让达尔伯爵安排日常饮食的贴身男仆。

因科尔塞很少去自己的办公室，那6个抄写员便可以在相互隐瞒的情况下，各自成立自己的机构，每个人都努力为自己赢得订户。

此外，就是连信息员都没有的，靠改写信息存在的新闻作坊。

有个叫托勒的新闻作坊主编，雇用了50个抄写员，并拥有位订户。他并不像其他新闻走私人员那样，从来自国外的信件中寻找新闻，而是直接使用“在巴黎的奥地利人说的事情”。

他的抄写员都是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是“逃兵役者”或是无业游民，只能以这种方式维持生计，而不可能深入收集消息。

为了避免因虚假信息而被指控，他们想出了一条妙计：“把消息送往国外，让它们出现在国外的报纸上，之后再将这些消息从国外引进，在巴黎兜售，传遍各省。”

03

“官方许可的工作室”一旦通过警方的审核，工作室就会开始选址。

“新闻工作室”会尽可能入驻不稳定的区域，如屋顶阁楼、车间或是小酒馆的地下室。通常情况下，工作室有一位编辑，一位“新闻主编”，一位编务，最为重要的是一批信息员，也需要诸多抄写员负责誊写消息。

这些抄写员被死死地监控着，因为他们素来有自己制造新闻的恶名，自己发明创造，或者给那些小故事加点料。之后由一小撮流动商贩或临时工，将这些手写的报纸送到顾客手中，或者送往外省那些忠实的、急不可耐的订户手中。

一旦社会局势紧张，手写新闻的制作就不那么容易了。

年国王还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手写新闻，抓捕记者及送报员们，将他们关进大牢或是流放。

▲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世（图/网络）

但这样的镇压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消失多少报纸就又会诞生多少新的，更何况送报员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无法控制。

这些抄写员们在公共工作室的活计结束之后，就会带着窃取的信息前往各自的秘密机构，为他们自己的订户写作。

这些并不忠诚的抄写员们所编的报纸，几乎没有让人感兴趣的内容，而且为了能在一张纸上抄下尽可能多的内容，他们总是把文章改得很短，且订价极低，就连马车夫的儿子都可以支付每月3个里弗尔（一匹马价值多里弗尔）的订阅费。

蒙马特街上的许多店主和工人，都是以这样的价格订阅的。

因为并没有取得做新闻的资格，他们只能“违法”生产。

为了对付检查，某些自称音乐家的人，总在他们的房间里点着一盆火，一收到警报，他们就把所抄写的东西扔进火盆。

他们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只会带一份手写新闻的副本回家，有时会把另一份悄悄塞进情妇的长袜甚至大腿之间……

这是一项冒险的行为，因为警察很清楚这些女人扮演的角色。她们陪完了这个男人又陪另一个，她们贴身携带着手写新闻，而一脸淡定。

更不寻常的是，一些“非法”抄写员被抓进监狱后，在高墙之内，会重建一个新闻作坊，泰然自若地继续工作。

某些人甚至假装服刑，混进监牢来做事。一个警探记述称，“昨天，我们就看到了四个正在写作的人，其中有几个根本就不是囚犯……而只是来参观的。”

当形势比较宽松的时候，手写新闻可以刊登广告。形势严峻的时候，最好是在报纸中夹杂对竞争对手的诽谤。

对手写新闻来说，最大的担忧是来自国外的报纸，它们占据着临街最好的房子，拥有一批忠实的订户，加上如蛛网般分布的信息员。它们渗透在法国的每个角落，令那些更缺乏安全感的新闻作坊不胜其烦。

年，每个月需要支付6个里弗尔才能每周两次收到指定作者的手写新闻。在外省，庄园主们基本衣食无忧，所以有些人会同时订阅好几份，以确保相对的客观。

这些匆匆编写而成的手写新闻的读者，主要是上流社会人士，有巴黎的也有外省的，订阅价格昂贵。

能得到来自巴黎的消息是一种荣誉，他们也更想得到准确的信息。

在巴士底狱，有这样一份文件，年一位订户向朋友抱怨：“请给为您提供手写报纸的人写封信，让他给我们提供真实的，至少是可信的消息。”

有些新闻作坊更为出名一些，有些则实在不稳定，这得归咎于那些粗心大意的抄写员，他们总是伏在小酒馆的桌子上写作，换地方比换衬衫还勤。

“每个人都叫嚷着他披露的新闻是确凿无疑的，但最新消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揭穿此前的新闻，早上还是英雄，到了晚上七点就彻底成了狗熊；而到了第二天，当他醒来时，前一天晚上的新闻又让英雄恢复了名誉。”

巴黎人对消息十分渴望，同时又害怕被消息欺骗，但这种纠结的情绪并没有让他们心灰意冷，相反却激发了他们对手写新闻更大的热情。

编年史家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忧心忡忡地说：“当（后世的）历史学家需要……描绘出（这个时代的）市民精神时，他们一定会感到困惑……他们会去别处寻找一些尚未被胆怯、激情和无知歪曲的记录。”

警察总监和其他高层人士不愿相信，在如此严格的审查之下，怎么还会有漏网之鱼：“巴黎人更愿意相信那些在暗中流传的小册子，而不是政府批准出版印刷的东西。”

那么，民众被毒害了吗?

手写新闻会以一种令人不安的速度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在怀疑的背后其实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公共事务应该保持秘密状态。没什么比发现再也不能保守秘密更让人惊慌的了。

18世纪初，上层抱怨信息泛滥。年，法国的迪布瓦首相就对《乌尼詹尼图斯谕旨》的影响感到恐慌，他从伦敦写信给摄政王：“有人在家里读手写新闻，在街头出版手写新闻，每个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件大事。”

教廷和君主事务被贩夫走卒“絮絮叨叨”，简直不可想象，更何况人们还发现，宫廷中有些卑劣的仆人居然在推波助澜。

其实，这些消息本来就出自宫廷，渗入民间，之后又伪装成新消息重返宫廷。

谣言的无意识传播方式让当局者害怕，所以他们使用特有的矛盾方式，来篡改民众形象，以助长这个过程。

▲处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特瓦纳特，（图/网络）

首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了，那就应当为他们提供仅指向他们的信息。民众会轻易相信这样的信息。

然而，另一种情况是，传闻之所以能持续传播，是因为民众相信它。大人物们自己因此也被“传闻的合理性”所说服。

此外，民众的言论起初是不被当回事的，但最终却出于政治目的，民众的言论被重新塑造。

可是，如果他们的言论被否定，反而会激起他们的表达欲望。其后果，若干年后应展现得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