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大约在年前后度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的减退是一个事实。从至今的统计抽样数据来看，中国15-39岁人口比例在年是一个高峰，约为总人口的40%，此后开始显著下行，年回落至38%，年至37%，年进一步至36%左右。15-44岁人口比例亦下降至45.1%的新低。另一个指标是人口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年中国的抚养比一直下行，年形成一个底部，此后开始逆转上行。

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年提出“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它是指一国劳动力供给从加速转为减速的经验拐点。我们大致可以将年视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

中国经济过去30年保持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显然功不可没。高比例的青壮年人口一则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制造业尤其出口型制造业将由此具有成本优势；二则对应着人口流动的活跃，城市化和与城市化相关的基建、地产将由此具备结构性驱动；三则天然对应宏观上的高储蓄率、低利率和高投资率，进而形成一个“赶超型”增长。

人口红利的减退导致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有所弱化。最明显的证据是年同样形成了中国“高增长”和“中高增长”的一个分水岭。年中国出口增速还有20%，年就降为了7%；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还有近30%，年就降到了20%以下。与此对应，年中国GDP增速还有9.5%，年就一下子进入了“7时代”。

然而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线索是在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人口素质红利即“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人口红利的减退往往被当作对中国经济中长期悲观的理由，然而，这一逻辑可能忽视的事实包括：中国经济自年起已经显著下台阶，这一点已经“Price-in”了人口红利消退的内在影响，而年之后总人口和劳动人口增速也在小周期企稳；同时，人口不止有数量，劳动力素质亦是供给端效率的重要影响因子之一，中国的高教育素质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

第一，中国过去10年培养了万大学毕业生和万研究生，人才累积雄厚。年，中国普通高等院校毕业人数大约在万左右，年迅速上升至万；年超过万；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进一步上升至万，比年增加16万。研究生毕业人数在年是19万，年已上升至年度56万。在年至年的过去的10年中，中国培养了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万的研究生。

留学人员的回国是另一趋势。根据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数据，截至年，“千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多人，各地引进高层次留学人才5.39万人。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年的72.4%增长至年的82.2%。

高教育背景人才的累积带来中国“工程师红利”的雄厚基础。

第二，三十年来，经历“计划”、“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主导的战略性科技研发的积累和突破，很多产业技术领域与国际前沿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中国于年启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计划”），年启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计划”），主要目标均为提高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能力。年，中国整合、、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等，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些国家主导的战略性科技研发项目在不断积累和突破，中国在很多产业科技领域与国际前沿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第三，从经验规律看，发展中国家若能保持技术领域追赶的连续性，则存在“后发优势”（late-moveradvantage）和“蛙跳效应”（Leapfrogging）。和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罗默(PaulRomer)和卢卡斯(Robert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和内生技术进步是增长的核心驱动。

技术领域容易赶超么？学术角度一般认为相对于机制来说，技术领域的进步更容易存在后发优势。90年代，经济学家伯利兹（Brezis）、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总结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蛙跳模型”，即由于旧技术的学习效应大于新技术的初始生产率，技术先进国家往往会锁定在旧技术的学习效应中；而随着技术主导权的转移，技术后进国家存在超常发展和蛙跳式赶超的现象。

第四，中国企业的RD投入在过去几年中不断提升，如今面临一个技术收获期。根据科技部数据测算，在-年的十年中，全国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年均复合增速为12.8%。RD经费支出是另一个观测指标，大中型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其购买技术经费支出自年起有一个快速提升，年则进一步加速。前期技术投入的累积效应带来后续进入技术收获期，这一点我们也能从包括上市公司案例的大量微观例证中看到。

第五，国家对创新产业的引导和地方政府竞争性的高新区建设及对创新创业产业的扶植，带来中国良好的创新环境，中国已是位居全球前列的VC市场。由于存在经济转型的诉求，中国对于创新一向比较重视，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指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招商引资和促进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不断推动高新区建设和对科创企业的扶植，并普遍给予硬件环境、税收及其他政策领域的优惠。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在-年的十年中增长了4.7倍，大学科技园的数量增长了2.3倍，高新技术产业区的企业数量增长了2倍。中国整体良好的创新环境也导致它已经成为全球风险投资比较青睐的相对活跃的VC市场之一。年初KPMG关于风险投资市场的报告指出，尽管年全球风险投资市场有所放缓，但中国风险投资市场投资额达亿美元，再创新高。

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进入“工程师红利”释放和技术赶超加速的“寒武纪时代”。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的“工程师红利”进入释放期：

中国的权威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在快速增加。根据Nature杂志依据其测算方法（Natureindex，主要根据68种全球一流期刊的论文发表数据）的排名，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加权评分已经居全球第二。论文引用率是衡量科研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年至年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共被引用万次，较年统计时增加29.9％，排名超越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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