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翻译雅思贝尔斯的文字，多少有些不安。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雅思贝尔斯，德国哲学家的写作基本都是一个类型：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宛若天书。雅思贝尔斯的《普通精神病理学》发表于年，那是他还只是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一个住院医师，不到30岁。雅思贝尔斯30岁写完该书后，彻底告别精神医学界，跨界成为举世瞩目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在写作这本书之前，雅思贝尔斯从来没有接受过哲学训练，但是他的这本《普通精神病理学》却直接指向了精神医学的哲学本质，使得该书成为精神病理学的最高杰作，其深邃的哲思与充满智慧的预见性，成为精神病理学最重要的思想源头。然而，他在这本书中的叙述方式，对于临床医生来说，仍然足够抽象和凝缩，为了最大可能地减少翻译的歪曲，我将怀揣着这种不安，小心翼翼地尝试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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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理学总论的目标，不是要堆砌至此为止所发现的个别事实，而是要对这些发现进行脉络上的梳理。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对事象予以确认、建立体系并形成结构。也就是说，要针对有关各种基本的事实以及我们所使用的众多的方法的知识予以明确。同时，把这些知识系统化为一种整体的形态，以其增加和丰富人类对自身的理解能力。因此，这里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是，对增进我们的知识的这种努力。这样一种努力，超越了对事实的简单发现。

然而，我们不是要把面对的诸种问题强行地塞进一个系统理论的模式中，我们是要通过确定各种研究方法、观点以及手段之间的差异来使它们变得明晰，以此来展现精神病理学研究的多样性。因此，任何理论、任何观点都不应该被忽视，把各种不同的理论作为整体来对待，同时，根据这些不同的理论所持有的意义与局限性把它们安放到其应有的位置。

我们对事实的获得与把握，有赖于使用某个特定的方法。在事实和方法之间，无法画出一道明确的界限。事实是通过方法才得以存在的。因此，基于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对事实的分类，总是关于它是什么以及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什么的事实的一种分类。”

（解说：雅思贝尔斯的意思是这样的：事实的简单堆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理论框架对这些事实的说明。然而，精神医学的理论（其他科学也是如此）的形成总是依赖于它的方法和手段，而方法和事实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看到的事实（症状、诊断、生物学标记、心理机制）总是以我们使用的方法为前提的，换句话说，我们对事实的认识总是受制于我们使用的方法。因此，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明确我们的方法以及方法的局限性。这个观点也是雅思贝尔斯的核心思想。雅思贝尔斯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像克雷佩林和弗洛伊德那样），他提供的是一种“批判的方法论意识”。对精神疾病以及精神现象的研究可以有多种方法（生物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这些方法拓展了我们对精神现象的认识，但也使我们的认识受制于这些方法。无视自己使用的方法的局限性。把某一个方法夸大到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是雅思贝尔斯强烈反对的，他称之为”绝对化的教条主义”。当下，精神医学方法众多，每个研究者都认为自己的方法是唯一的、至善的，并试图通过自己的方法来解释所有的精神和心灵的问题。年前雅思贝尔斯提出的“警告”，现在看来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我的这本书，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种关于精神病理学的广泛的教养。学习某些定律或专业术语，给人一种能解答一切问题的样子，其实更为容易。然而，有教养的态度需要在细化的知识框架中，通过知晓知识的界限来慢慢地养成。所谓有教养的态度，是指对任何一种理论或经验事实都能进行客观的思考。对于从事精神医学工作的人来说，有教养的态度需要从我们自身的经验中获得。通过不断地运用我们的观察之力来获得，这种态度，是任何书本都无法给予的。然而，这种态度的养成，有赖于我们所使用的概念的明晰性，有赖于我们理解能力的广度与纤细。”

你品，你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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